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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10-07 14:45   来源:未知   阅读:

  •   《直话直说的政治》是薛涌的美国政治笔记,如今正摆在书店的显著位置;一本杂志把他选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称之为“当今中国大陆媒体上的第一个职业评论家”。

      阵阵掌声中夹杂着质疑。《中国图书商报》的批评文章语露微讽:“不能不感慨当代媒体造人的能力—是媒体和媒体时代共同促成了薛涌的冉冉升起”;而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方舟子,也以《兄弟在耶鲁的时候》为题,质疑薛涌的学历问题。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内地读者转述美国。一年多来开始为越来越多读者所熟悉的薛涌,只是这股“书写美国”的潮流中的代表人物。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人对“西方”的想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美国的描述。

      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那些旅居或者访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不断推介美国,构成了25年来美国在华接受史的一部分。黄大仙二四六,而董鼎山和董乐山兄弟、林达夫妇与薛涌,可算最有代表性的三代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代际划分只是粗略的,林达夫妇和薛涌严格说来是一代人。“美国书写”涉及方方面面,用这三代人五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只是作为考察新时期中国人的“美国”想象这一宏大工程的一个侧面相。

      董氏兄弟的“美国”相差2岁的董鼎山和董乐山兄弟,一个是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一个是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和杰出的翻译家。

      用英语为报刊撰稿30余年的董鼎山,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应老友冯亦代、陈翰伯之约,用久违的母语为《读书》杂志写每月一篇的“纽约通讯”。后为《博览群书》开“纽约传线余年间,这些论述、剖析欧美作家作品的文章结集成了多本著作。这些传递欧美文学界、出版界信息的工作使董鼎山赢得了“美国文学‘大使’”的美誉。学者蓝英年在1990年代初就极力向朋友推荐:“你一定要读董鼎山!”

      董乐山1999年辞世,梅兰芳的长子梅绍武很为这位老同事惋惜,“遗憾的是乐山兄后来转入了翻译家与学者生涯,放弃了文学创作,否则的话,他真是堪与王蒙同志媲美于文坛而决不逊色。”董乐山放弃了离开大陆的机会,解放后留在新华社翻译部工作。“导弹”、“穆斯林”、“超级市场”、“威慑”和“遏制”这些词都是他参与翻译定夺的,1981年他调到社科院美国所任研究员。让人安慰的是,虽然被迫以翻译名世,董乐山对中国人了解美国作出了卓越贡献。

      董乐山历时10年精心编纂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词典》,收集了一般英美词典或百科全书查不到的美国文化社会典故知识、典故专名和短语、俚语等,成为渴望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读者以及研究者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学者林贤治对董乐山钦佩有加,称他为“翻译家中的翻译家”。140余万字的《董乐山文集》的第四卷《美国,啊,美国》,收录了董乐山关于美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史话和专论性文章。此外,董乐山还单独校完了卷帙浩繁的《美国志》、《美国新闻史》等书,为光明日报出版社和社科院出版社主编了一套美国丛书。出版人庞高度评价了董乐山的美国随笔,“为国人打开眼界,拓展思路,使读者能站在更高、更宽广的视角来观照历史和现实世界,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避免因眼下的某种需要而模糊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林达的“美国”1980年代董氏兄弟的文章主要还是在读书人圈子里流传,林达夫妇的书在1990年代末流行坊间,则使“阅读美国”有了更多平民色彩。这对夫妇曾经都是同济大学的教师,先生姓丁,妻子姓李,“丁林”和“林达”都是他们的共用笔名。

      1991年林达夫妇移居美国。一开始他们就“第二次插队落户”,住在野鹿和小狼出没的美国南方农村,与60年代参加过“三K党”的美国农民和“汤姆叔叔”那样的黑人为邻(他们最近的邻居也在好几英里外),砍柴生火、围炉阅读和画画。他们切身感受到的美国和出国前国内政治宣传下的美国很不一样。比如加利弗尼亚州毗邻墨西哥,大量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加州政府一方面根据法律让非法移民平等地享有基本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一方面又以联邦政府守护边境不力控告美国联邦政府并要求巨额赔偿。怕死的飞行员却被美国人视为英雄。

      许多新奇的发现促使林达夫妇开始探讨美国现象的制度根源,个人自由何以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总统或任何自称超凡脱俗的领袖都是靠不住的。这些思考的结晶通过一封封书信,传递给林达夫妇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一位姓卢的教授朋友。三联书店从1997年起以一年一册的速度把他们的信函结集出版,《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和《我也有一个梦想》成为一个“近距离看美国”的系列。

      云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后来又分别推出林达的新书《从边缘看世界》和《一路走来一路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惊异且敬佩林达的草根式写作道路,把“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作为他的研究生入学后的首选书目,还趁林达回上海之机请他们与自己的研究生座谈。

      比较有艺术感觉的林达夫妇在他们的作品中发挥了文笔优美的特长,许多句子舒缓隽永。薛涌说自己没法看林达的文章,嫌他们抒情太多、太华丽。《南方周末》编辑柴子文说,林达夫妇生活在南方的农村,而薛涌生活在北方的城市,感受的是耶鲁式的氛围,“精英意识更浓”。

      薛涌的“美国”“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不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社科院美国所所长王缉思先生作为一个专业研究人员,也对薛涌表达了一定的肯定,“我们毕竟不是天天在那里生活,而他写出了在那里生活的感觉。他的那种感觉虽然不很系统,但很真实,不是隔岸观火。”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智效民大胆预测:随着社会的进步,即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薛涌的影响将超越20多年前的董氏兄弟和几年前的林达夫妇。

      一位薛涌当年在社科院政治所的同事,认为薛涌的文章基本是记者型报道,立场是学院派的,表达不是学院派的,“他的看法不代表多数美国人的看法,只代表美国高校的看法,而他们在美国是极少数人”。这位专家称,薛涌对国内问题的看法可能比他对美国问题的看法还中肯些,“他了解美国,主要还是通过读报,在校园了解美国。他应该从社会中了解”。

      金灿荣教授喜欢薛涌的良好直觉和活泼文笔,但他认为应该遵循一些学界基本共识,而薛涌跳出了知识生产的一般程序。谈到2002年美国中期选举,薛涌把的失败原因归结为旗帜不鲜明。金灿荣认为这个解释失之简单,因为原则性其实很强,“911”后民众团结在布什周围,这是特殊情况。薛涌展望布什的弟弟杰布什赢得2008年总统大选,“一个父子3人先后出任总统的政治王朝,已经呼之欲出”。这被金灿荣视为“想象成分太大”。

      纸上美国和心底的中国从董氏兄弟、林达夫妇到薛涌,一个不完全的梳理让我们大致看到20多年来,中国公众接受的“美国”形象的流变。中国旅美学者对美国的阐述也由原来的学院式精英描述为主,逐渐转为学院派与民间派共同参与,非学院派的草根描述更是获得了广泛的市场支持。这种变化也见证了中国在国际视野上的开放和进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博士潘维认为,在以往1/4个世纪里,中国人从对美国的向往,到赴美去深入了解、学习。其间经历了羡慕崇拜、学习理解、批评对比三个阶段。这第三个阶段才刚刚开始。从1949年起,这些个阶段或可看作是一个循环。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颐研究员则认为,1979年后,中国人的美国观是自由开放的,甚至青年对美国是相当有好感的。但1989年后,中国的民族主义特别高涨,《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的阴影》等书和《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主流媒体,相当程度上在主导中国公众的美国观,对美国是批判为主,“觉得美国搞霸权,充其量对内是民主对外是霸权”。主流媒体这时几乎不能正面宣传美国,反正骂美国没有风险,话说得越极端越有市场。

      在雷颐看来,董氏兄弟基本上和“文革”后告别对美国的妖魔化的对外开放历程合拍,林达夫妇则是逆19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潮流而动,“林达的书在这时尤为可贵”。雷颐还认为资中筠的《冷眼向洋》和钱满素的《美国文明》等著作也是值得注意的,在关注介绍美国的图书之外还要高度重视电视、报纸等媒体。

      董氏兄弟、林达夫妇和薛涌三代人在美国经验的叙述中,在价值取向上是有一定连贯性的,都是尽力向国内介绍值得国人学习的美国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积极元素,都有着强烈的对中国问题的现实关怀,他们不单纯是为了说美国而说美国。董氏兄弟的“美国”书写侧重文化方面,更多具有文化扫盲和文化启蒙的意义,与1980年代的“文化热”相映成趣。

      林达夫妇由于父辈和自己在“文革”时代的不愉快经历,对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推崇有加。他们的“美国”转述较之之前的董氏兄弟和之后的薛涌似乎都要宽广。“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主要谈了三权分立、种族问题、移民问题等。文采斐然的表达,使林达夫妇至少获得了叙事上的重大胜利,而这种成功文本承载的又是本土稀薄的政治理念,比如自由,比如宽容,比如多元。 “一个收银机的故事”,通过一个朴素而伟大的比喻,把宪政的奥义揭示得淋漓尽致——“美国人好像确实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信赖一种机器或者说一种机制的作用,而不太愿意轻信人。”“人是靠不住的。必须用一种机制去筛选不可靠的人,同时用这种机制去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的行为。”“人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是,一个收银机却保障了对于不可靠的人的筛选,以及对于不可靠的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美国叙事和本土愿景林达显然是希望中国也有“收银机”的。但他也不是纯粹的制度决定论者。关注美国风土人情、历史、文明和社会的新书《一路走来一路读》,又强调了好的政治制度所需要的优秀公民的必备素质:宽容、开明、自由、勇敢、不屈从强权、不盲从众议。林达在大洋彼岸面向故国呼唤的其实也是“新民”。

      在《费镇的重生》中,林达告诉我们“美国是个小镇的国家,你只有了解美国的小镇,才算是了解美国”。对于城乡二元对立甚至“分裂”的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景观共存的状况下,中国有多少“小镇”失语了,又有多少“小镇”需要发现?这些不能不说是林达对陶醉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摩天大楼以及霓虹灯的国人的冷酷追问。此岸,《黄河岸边的中国》等“在路上”、“在民间”的作品的热销,热烈地响应着彼岸的凝视和追问。看看林达对美国拆迁问题的谈论,更可以领略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现实关怀有多强烈。

      坦言“卖文为生”的薛涌,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直话直说的政治》,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大选、教育、社会和伊拉克战争,核心问题还是美国政治。他的观点实实在在,“美国虽然名为民主,实际上还是精英治国。这一点,看看近20年总统的文凭就明白了。不过,精英治国和草根民主之间却必须有个结合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精英政治家能够用最粗浅、简单的话和最‘没水平’的小民百姓对话。”具体到中国,薛涌对士大夫长期垄断文化、道德和价值的解释权大为不满,他身体力行地挑战这一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在这种理念的挑战和推广背后,一篇“大国之路”的序论让薛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情怀跃然纸上。他开出的药方是,“那些能巧妙地避开与当朝的世界霸主直接冲突的后进国家,常常崛起为大国;而那些逞一时之勇挑战霸权的新兴后进,其大国梦往往被击得粉碎。”

      智效民概括说:“如果说董鼎山属于文人写作、林达夫妇属于市民写作的话,那么薛涌就属于学者写作,但这种学者写作是平民化的,而不是学院派的。”金灿荣教授感慨,“老一代董氏兄弟身上传统文人的飘逸感更重,后两代人都是实干家,从中寻找不到儒雅气。薛涌和林达都比较自信,他们都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社科院美国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潘小松,对前辈充满敬意,但也认为写作方法和个人体验的不同决定了三代学者描述美国时的差异,“资中筠先生是宏观的,董氏兄弟又太具体,薛涌比较接近国内现实”,“董乐山先生没有在美国长期呆,不是‘一线’的感受,受国内视角的影响”。

      有趣的是,同为旅美学者的方舟子,在多篇文章中表达了他对林达夫妇和薛涌的不屑,而薛涌和林达夫妇在国内纸媒的新近专栏又表现出相当共同点。这些观念的博弈是有趣的,使我们的“美国”想象更趋全面和真实。

      继往是为了开来,究竟应该如何书写“美国”呢?王缉思说,“书写美国”需要各种文体和角度,特别是不能用中国式的眼光看待美国国内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6年前曾访问美国。他的观感是,每一个有机会来到另一个文化中的人,应该充分运用自己的第一印象,从当地人或移民熟视无睹的地方,发掘出对本民族有启示意义的东西,他应该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自己的“眼镜”,去寻找异质文明中的参照物。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